原创

这样就是一种不靠谱。

而孙中山被囚禁在方寸之间,却仍旧没放弃希望。他先后数次强调使馆并无拘捕权,并要求给自己的老师康德黎传递消息。然而中国使馆方置若罔闻,一心要把他弄回国去,他写的几封信都被马格里扣留下来,一封也没有传出去。龚照瑷甚至还派人骗孙中山写下英文的自白书,打算日后会审时作为呈堂证供。
骂他的人,就是自称“铁肩辣手”的民国报界名人邵飘萍。
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,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,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。过不多时,马格里假装走过来,说国内来了电报,密级很高,请邓廷铿亲自译出。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,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。
最后长辛店一战,奉系大败。两军阵前的通电战争把胜负之势放大了十倍,吴佩孚的个人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巅峰。乃至有人说奉系不是被吴佩孚打退的,而是被骂败的。
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,日据时期也用,二战时期也用,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,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,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。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,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,走遍台海两岸,爬梳资料,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,前后近30年,其中波折不可历数——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
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,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,都以韵字来代日期。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,抬笔就是:“汉民皓日抵港,辱承关念,特谢。”
说句题外话,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,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,潜逃不归。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。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,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。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,有说是兄弟恩怨,有说是湘军内讧,有说是谋逆倾轧,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。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,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,这次儿子出事,他大义灭亲,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,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。
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的时候,就说这小子是第一等人物,然而日后灭亡民国者,必此人无疑。这种评价,和许邵评曹操的话差不多了。陈宦听说以后,怀恨在心,就向袁世凯进了谗言,把一代国学大师幽禁在北平龙泉寺内。
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,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、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,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密议,电报总局可以以3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和器材,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。当时的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,只能靠从国外进口,胡雪岩无奈,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。盛宣怀见此情况,又生一计。
其实类似的笑话,军阀们还闹过不少,有些还被传为奇谈。比如陈树藩有一次与靖国军郭坚在陕西境内大战,郭坚抵挡不住,拍了封电报到时任河南督军的赵倜,一共十六个字:“陈贼打我,你贼不管;我贼完了,你贼不远。”言简意赅,大俗若雅,可谓奇葩。
这一番言辞入情入理,说动了柯尔。第二天,10月16日,柯尔趁送煤的时候,在煤篓里留了一张字条,孙中山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处境,连同身上唯一的二十英镑交给柯尔。
他为了寻求更好的技术与资金支持,曾在1844年向英国海军建议使用电报。然而英国海军拒绝使用惠斯通电报,他们对五针电报机的缺陷知之甚详,不放心把大英帝国的骄傲交到这么一个小玩艺儿手里。可惜的是,英国海军敏锐地洞悉到它的缺点,却无从觉察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,结果他们仅仅只是生硬地给惠斯通回复说:“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,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。”
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,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,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,最少也得4个字(一月一日),最多得6个字(十二月卅一日),每个汉字用4个数字编码,就是16~24组,效率相差太远了。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,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。这个人叫洪钧。
到了直皖战争的时候,吴佩孚更是如鱼得水,电战打得不亦乐乎。
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,不用担心风吹雨琳;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——自从丁日昌、李鹤年之后,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。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,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,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,正合用。
有一次,光绪皇帝收到驻英法大臣郭嵩焘的一份奏折,在奏折里,郭嵩焘参了驻德国大臣刘锡鸿一本,说刘锡鸿“滥用经费”、“挥霍巨糜”、“驻欧使馆不堪重负”云云。后来经过调查,发现刘锡鸿在4个月内发至七八次电报,而且全是私事小事。光绪皇帝十分震怒,立刻下旨将他撤职查办。清政府派出的驻外使节,一般都是四品以上大员。这等显赫官员竟只因为多发了七八次电报就被处分,可见这电报费用贵到了什么程度。

陈宦一边顾念着袁氏大恩,一边还担心着自己今后的前途,左右为难。四川军旅庞杂,不是他自己想独立就能独立的。何况袁世凯虽然待自己不薄,北洋其他军阀却根本不买他的账,根本不把他算在北洋系内。即便是袁世凯,也对陈宦不放心,不仅在他身边安插眼线,还派曹锟入川,来监视他的动静。
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,恩准了申请——她这一次倒英明,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,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。
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,恼羞成怒,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,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,聊作报复。恒宁生临回国前,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,称“自十月初三日为始,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,须照章付足电资,方为发报”,羞愤之情,溢于言表。
此时飞鹰号正停泊在大沽口。荣禄立刻给飞鹰号管带、后来中华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刘冠雄下了一道命令,让他马上拔锚启航,不惜一切代价追上重庆号,捉到康有为后就地正法。刘冠雄是甲午海战后硕果仅存的几位海军提督,他接到命令以后,立刻出动。不料飞鹰号在海上开了一段时间,刘冠雄却突然返航,报称说因为出发匆忙,船上煤水没有加足,不堪续航。荣禄虽然大怒,却也无可奈何,因为飞鹰号当时确实与僚舰飞霆号刚刚结束训练回航,停泊不足三小时即被命令出发追击。
第二年,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。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,北洋的气焰大张,不堪打击,也在同年逝世。
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,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,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,顺便探探口风。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“商者逐利”是天性,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,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。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,不能一味消极避让。唯有未雨绸缪,早作打算,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。
那么算下来的话,也就是说,发一封全国性的通电的平均价格将近160块大洋。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收费的话,也要80银元。
一个人如果引领了潮流,那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创造新的时尚。饶汉祥是骈文通电的祖师爷,骈文讲究用典,用典越多越见作者才情。所以饶汉祥写骈文的时候,总是劈里啪啦地往里扔无数的典故,难免有词不达意的时候。
当然,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。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,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,每封都在数百字,详述战况,以免贻误战机。
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,只好把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,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。康有为很犹豫,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,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,然后包围颐和园,囚禁慈禧太后。在这关键当口,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,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。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,他走也走得放心。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,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,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,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,让康有为很不放心。
陈宦之所以来找自己这位老师,除了因为骆成骧名气大以外,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骆成骧当初在辛亥革命的境况与他很相似,都是故主恩重,形势迫人。当时革命风起云涌,清廷已是岌岌可危。骆成骧一方面签名联署劝清廷逊为位,表明立场;一方面他又禁止自己家人参与革命,说“清政久失人望,不免于亡,予岂不知?然革命事业,人可为,汝不可为,以吾家所受知遇,非众比也!”以表示自己顾念旧恩。他的这种举动虽被许多激进革命党人嘲讽,却颇赢得老百姓和社会舆论的赞同,都说他知恩图报,公私分明。
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,这种规矩叠屋架床,啰嗦得很,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。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,他们都是科举出身,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。
饶汉祥通电写得再好,不过一个文字匠,比之吴佩孚这样的大师可差得远呢。
百日维新失败之后,身为帝党的骆成骧被迫回到四川。经他之手,四川学务风气为之肃然,许多四川著名学府均是出自他的经营,门生无数。后来民国初兴之时,骆成骧的影响力已经大到不须选举,直接被袁世凯委任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。
这哪里还是以简洁著称的电报,分明是一篇富含水分的骈文了——而这不过是民国通电里还不算太雅,也不算最长的一篇罢了。
但随后而来的另一封电报,把刚刚喘了一口气的督抚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朝廷下令,各地督抚必须立刻集结兵力,“北上勤王”。
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,成为晚清一代名臣。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,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,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,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,以应付中法战争。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,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,在西贡、金边一带侦察敌情,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。他回国以后,隐居数载,一部《盛世危言》横空出世,震惊中外。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,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,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。
可是凡事总有例外,有一种电报,非但不考虑节约字数,反而要求极尽铺排之能事,废话涛涛,洋洋千言乃至万言。这种电报,叫做“通电”。
而通电的另外一大特点与普通电报截然相反,一字记之曰“长”。篇幅越长越好,词藻越华丽越好,用典越雅越好,讲究悬河千里一泻汪洋的气势。比如民国六年直系四督对段祺瑞落井下石,发布通电呼吁南北停战,其中有一段说:“(曹)锟等数月以来,中夜彷徨,焦思达旦,窃虑覆亡无日,破卵同悲,热血填膺,忧痛并集。盖我国外交地位,无可讳言,欧战将终,我祸方始,及今补救,尚恐后时。至财政困难,尤达极点,鸩酒止渴,漏脯疗饥,比于自戕,奚堪终日?”
至于慈禧太后,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,总算乖乖闭上了嘴,不再横生阻挠。

从1912年清廷逊位到1928年东北易帜,这十几年是民国时局最为混乱的时期,不过这段时间的电报价格变动不大。咱们就拿民国16年的价格来作一个参考: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,(这是个人业务,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,可就便宜多了,只要3分钱。);通电都是四骈六丽洋洋洒洒,不长不足以显出气势,差不多都是一两千字,最长的近三千字,就算它平均一千字好了。

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,表现的很迟钝,恰好相反的是,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,却十分敏锐。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:“查外洋之轮船,捷于中国之邮递。一切公事已形制肘。若再任其设立铜线,则千里而遥,瞬息可通,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,以骇视听。”这从一个侧面表达,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,通讯手段的革命,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,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。

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早有约定: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,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,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,各行其是,这是为了照顾英、俄两国的利益。大家应该还记得,恰好就在前一年,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,还把“海线禁止上陆”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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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陆
他不会在你感性的时候讲道理,
陈九流

如果你恨他,

你也
陪你走过我喜欢跟你腻在一起的感觉,
集的
我是你菜里的盐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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